[摘 要] 区域国别研究要重视世界观问题，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看待域外他者的基本立场及接洽之目的。目前中国学界对亚非拉地区的基础研究仍显不足。但我国并非没有更均衡平等地看待世界不同区域的传统。在“三个世界”世界观转向“南北问题”世界观的时代，中国需要进一步正视全球南方问题，特别是加强对亚非拉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夯实一种重视公平正义问题的国际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三个世界 全球南方
无可否认，近年来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讨论已如火如荼，而当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一级学科后，不同观点的交锋就进一步增多。这里一个重大的背景在于，区域国别学不仅是涉外学科分化整合的自然产物，更明显地为国家政策所牵引。所以象牙塔内很难不关心这一新学科制度建设的门槛与价值取向问题。[１]此外一个热议点在于区域国别学如何能平衡通识性与专识性、学理性与实用性、思辨训练与技能训练、支撑学科与辅助学科之间的张力。[２]无论如何，学者们至少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区域国别研究所谓的“区域”（area）是指中国之外的世界。此“区域”不同于中国问题研究中常用的“区域”（regional），后者具有内向性，通常是指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local）。所以，区域国别研究不管对象与方法如何，最终目标应是为了增进本国公共智识储备中对外部“他者”的认知。
既是立足本国探究世界，则以何种世界观去认知域外就是首当其冲的问题，这事关区域国别研究对待并接触他者的基本立场与目的。所谓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worldview）是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看待并理解包括其在内的世界的根本认识框架或视角。[３]区域国别研究在特定时代呈现的旨趣与重点，既取决于学者个人世界观的偏好，也不可避免地被国家主体的世界观所规训。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反过来也会影响不同层次的读者及决策者的世界观。在此，本文不试图讨论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路径问题，而是思考更广义层面上的区域国别研究所需的世界观问题。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当有一种更全面且平等地看待世界上不同区域的自觉。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学科，世界史尤其应发扬经验研究与理论梳理的传统优势，重视前期科研积累较薄弱的亚非拉或全球南方的研究，思考其对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意义。
一、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世界观之变
在尊重自然地理区划传统的基础上，今日的涉外研究通常都根据行政地理界线划分研究对象，以国家为基本单元，形成了“国别—区域—全球”这种多层次分析框架。历史上任何人类聚落都不可能全然不关心外部世界，而这种认识框架特别反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现代社会通行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国际行为主体的世界观。从新中国学科分类与建设的传承来看，包括世界史在内的广义的区域国别研究一贯都是根据类似世界观确立分析单位。[４]正因为如此，现存的区域国别研究早已是一种多学科为了理解共同的地理单元而各尽所能贡献专精知识的领域，其成果最终有助于学界更全面深刻地思考国内外社会的基本问题。比如著名的“文明兴衰论”就不仅建立在历时性研究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不同区域经验的比较之上。当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一种专科之学时，反而让人担忧它会引发部分学者的圈地或投机，标榜要服务决策，实则生产一堆看似综合但其实疏浅的知识。一旦学者们减少关注更基础性的问题以及自己研究对象之外的世界，一种整体性的世界观就被撕裂了。
不过，区域国别学的诞生无论如何都意味着涉外研究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学术共同体的任务就是如何把握好变动的资源分配格局，在坚守学理的前提下，推动国民更全面、客观且具体地认知外部世界。世界史对此责无旁贷，因为“‘涉外’专业（外交、对外经贸、外国语、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传媒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基础，那就是世界史”。[５]世界史学者应当努力夯实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基础，引领学术规范，丰富经验研究，形塑其世界观。
长期以来，世界史研究不仅要面对时间维度中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张力，也要平衡空间维度上厚此薄彼的问题。作为一种研究旨趣上的分野，厚此薄彼首先取决于一国如何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自晚清知识界开始努力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形塑为“世界”以降，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造成的“亡国保种”危机日益加深。在国际舞台反复上演丛林法则的现实下，“弱国无外交”“救亡图存”及“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的认识都迫使中国不得不把欧美列强作为域外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无暇关注作为列强殖民地存在的广大亚非拉世界。
这种历史境遇及相应的世界观给后世造成的影响是深刻又复杂的。国人一方面渴求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原则，另一方面也更偏好以现实主义的逻辑理解外部力量。以当下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来看，不管是出于欣赏还是厌斥，西方大国无疑还是研究的重心。相关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制度建设有目共睹，不仅人才密集，学术共同体活跃，科研成果也堪称量多质优。出现这种现象是合理且必然的：从史实上看，西方大国是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历史能动性最强，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迭出，创造的制度性典范最多。从现实上看，这一区域始终是国际治理决策的中枢，干预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最突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而言，西方大国始终是影响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相比之下，当前世界史研究中的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部分就显得边缘，无论是学术研究的繁荣度还是人才富集度都只算差强人意。除个别单位形成了特定亚非拉区域研究的集群优势，大部分世界史教研单位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亚非拉史就是点缀或者补充。事实上，不仅是世界史，涉外研究领域普遍都呈现大同小异的图景。
但是常被忽略的是，这种世界观并非是一以贯之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空前地注意到了非西方世界的重要性，积极努力地提升国家知识体系中亚非拉区域的权重，进而在蓄积区域国别研究力量时推动构建一种新世界观，即不仅重视传统大国研究，也大力推动亚非拉新兴国家研究。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我国学界在探索域外知识领域的与时俱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为列强殖民地的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兴主权国家接二连三诞生，包括中国的许多邻国。新中国需要面对诸多原本就不甚熟悉、此时更加复杂难测的国际行为体。另一方面，重视亚非拉也是新中国重塑外交的实践所需：以意识形态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冷战环境迫使新中国需要考虑一种全新的国际定位与统战理论。众多新兴国家在反殖反帝问题上与中国立场高度一致，但仅凭国际共识远不足以与之统合。所以，反映在学科建设上，世界史一方面是以苏联为师，由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一门知识不断转变为一种学术。[６]另一方面，新中国切实需要这种新学术为殖民地世界的革命以及蓬勃发展的地区主义运动提供准确的历史解释。对此毛泽东指出：“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７]
这一世界观明显影响了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布局。第一个关键节点是1955年的亚非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前后，教育部明确在主要高校推动设立亚洲史研究力量。1954年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了专门的亚洲史研究小组，后来根据研究单位所处的地缘特点，这些小团体纷纷发展成各有侧重但聚焦于亚非拉区域的教研室。就东南亚史研究来说，1956年厦门大学建立了南洋研究所，而1957年中山大学亚洲史研究也明确规划以东南亚为核心。[８]第二个关键节点是1963年至1964年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这一重大外交活动再次提升了学界与政界对亚非拉区域的重视，同时也促使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启动了针对现状的社会科学研究及智库性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研究首先依托于基础学科实力雄厚的单位，比如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成立了亚非所、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苏联东欧研究所，东北地区的高校则成立了以东北亚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中央部门也直接建立了日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苏联东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以及西亚非洲研究所。[９]这一时期的相关从业者多具有扎实的史学研究功底。
第三个重大节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谓“全球冷战”加剧的时代，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1974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版本的“三个世界”重大论断。在当时全球主权国家中，亚非拉国家已经占据明显多数，而美苏两极斗争加剧，特别是竞相干预并试图主导新兴国家的建设（nation building）。如文安立所论，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基于各自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对亚非拉国家开展争夺。在面对后者时，它们以一种自命不凡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典范自居。[１０]而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对这种新话语包装下的霸权主义行径表示了强烈反对及抗争。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绝非偶然提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观最直白的表述。它不仅依据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因素重塑了基于行政地理区划世界的传统，也强化了中国的亚非拉身份认同，更明确了反帝反霸作为中国参与乃至引领国际事务的抓手。这个理论实际上采用了阶级分析法，将世界视为如同人类社会一样分等级的整体，彰显了亚非拉国家应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共识，进而回击美苏对自身道路普世性的迷思。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开始全面重视对不同区域国别历史发展具体经验的认知，特别是关注到了在国际舞台中存在感较弱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全覆盖。在知识生产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72年在中央的统筹下，全国14家出版社联合翻译并出版世界国别史著作。不同省份的出版社分别根据所在省份的地缘特点，有分工地负责不同区域，比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就负责了大洋洲国家。至1978年计划完成时，一共翻译了171部国别史，同期出版的还有一套国别地理图书共计72种，包括了当时最新独立的国家。[１１]以译作为主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反映了当时专业人才不足的现实，但这堪称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大成果，充分体现了当时世界观对学术实践的引导。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推进并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它一方面秉承了中国人试图探索并理解域外陌生人群及其社会的兴趣，另一方面又逐步打造出一种结构清晰的认知框架，形成了西方、苏东及第三世界国家研究鼎足的局面，而中国日益明确以第三世界成员的身份出发开展对外关系实践。显然，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世界观不仅强调国际主义的重要性，而且对不同国别区域抱有较为均衡的关注，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气息，充满了对亚非拉大团结的渴望。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及西方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第三世界也是日益受到重视的，但它更多是出于一种宗主国对前殖民地习惯性的关注或者因冷战斗争需要引导操纵他国之目的。而新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则强调将自己内化于第三世界并加以同情式理解，与前者帝国主义内核的世界观具有本质的不同。
二、从“三个世界”到“南北问题”：区域国别研究世界观再出发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关系工作重心与目标的调整，世界史研究中东欧及亚非拉区域的热度下降了，但国别区域研究还在蓬勃发展。越来越明确的共识是，世界史不等于一个个国别史的叠加，国别区域研究也不可能为地球上每个国家建立一支研究团队。所以，将世界视为一种结构体加以分类再行分析依然是合理的研究路径。事实上，无论用何种地理单元去承载经验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终究希望对全球整体性的问题有所关照。这个整体性是就不同区域面临的共同的基本问题而言的。比如“三个世界”之所以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世界观，就在于它精准概括了时代的重大共性问题。早在1952年法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三个世界，一个星球》（“Three Worlds, One Planet”）一文中创造“第三世界”这一名词时，已经指出亚非拉新兴国家共同的历史命运使得它们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整体。而更关键的是，他准确预见到第三世界各国不管具体国情差异如何，都将成为两大阵营争夺的对象。[１２]与欧美大国不同，无论中国如何成长，始终可以强调自己第三世界的身份认同，这正是基于共同的历史遭遇与现实使命。第三世界国家都曾经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害，无一不在反抗外来压迫中成长。其次，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任，但现实中缺乏足够资源与制度工具，易受外来强权干预。因此，对国际不平等政治经济秩序的共同抗争，使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从诞生伊始就谋求力量整合。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中，正是在亚非拉跨国主义和地区主义运动的推动下，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以及77国集团等一系列合作机制促成了一种新兴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价值观。[１３]
不过，“不结盟”“第三世界”“77国集团”“发展中国家”这类概念虽然内涵接近，但是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前两个相对更强调一种国际政治上的角色，后两个则更侧重国际经济上的处境。这其实反映了亚非拉世界同时面临的两重根本任务，即既要反霸权主义又要谋求经济发展，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当冷战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更多以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时，如何更好地统合这种双重任务，需要更恰如其分的世界历史解释图景，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应运而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提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观也是结构主义的，但与三个世界不同，其措辞并不凸显一种纵向的等级身份落差，而是更强调横向关系中的不平等依附状态。
不过，在更通俗的层面上，一个引发共鸣的视角还是南北问题。人们发现，世界体系中所谓的中心区域/国家基本都位于北半球，而边缘或半边缘地区主要在南半球，于是一种南北向度的提问方式也就日益增多。[１４]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谓“‘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确切的（well-rounded）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的（comprehensive）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绝非变动不居的空间……‘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所指的范围重合度高”。[１５]
从世界观角度看，南北意识的诞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超越了以政治意识形态分歧为基本主题的东西对立的世界观，而是更全面地涵盖了亚非拉世界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南方”这个概念也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北分化确实超越了政治维度，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乃至当时初现的国际环境保护等问题上都日趋明显。比如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南北分歧已经对达成一种全球治理方案造成了不亚于东西对抗的阻力。[１６]在此，1977年勃兰特委员会报告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它最初主要是强调南北之间经济金融关系的严重不平衡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于通过多边机构（世界银行）的制度安排来改变全球治理结构。此种设想是否不切实际，另当别论，但在欧美国家日渐抬头的新保守主义思潮中，它不啻为一股清流。因为这份报告承认大国对全球化的不平等后果负有历史及现实责任，但同时并不认为去全球化是一种解药或必然结果。它试图以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案来推动南北合作的国际治理。[１７]所以在冷战趋向缓和直至终结后，“全球南方”概念逐渐继承了“第三世界”的核心问题意识，更形象也更准确地反映了最近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主题，即如何不复刻大国标尺实现自主发展的问题。随着国际政治家的迭代使用，“全球南方”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国际问题研讨的常见表述。中国是“全球南方”的成员之一，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重视这种世界观可能的启示。[１８]
假如我们接受“南北向度”的世界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则对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能具有如下期许。
首先，根据全球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来设立区域国别研究的战略目标。这里所说的问题至少不是优先指向实践操作上的对策课题，而是人类生存、国家发展以及国际社会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原则问题。在这一前提下，研究是以西方大国为重还是以亚非拉为重其实并不重要，如同在全球气候变化及疾病控制等全球治理问题上的表述那样，世界各国都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纵观人类历史，不同人群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并不罕见，对立斗争也反复重演。但是以千年或百年为尺度，尊重个人与国家发展的自主性日益成为国际共识，而不同区域国别增进相互联系、不断提升文化包容性也是一种史实。目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实际上被期待去应对许多逆全球化的问题。越是如此，就越应该对全球化抱以信心，要增加一些理想主义的抱负以及伦理道德上的自省，包括坚持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更重视南南合作问题。这不应只是出于扩大国际声望或者助力本国国际博弈的现实需求，而是试图深刻理解它们面临现实困难与挑战的历史成因，特别是全球结构性的积因。如果说区域国别研究有服务现实的使命，要充实提高对亚非拉区域国别研究的投入，那就是要发掘更丰富的本土知识与经验，为推动构建更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提供更多依据。在此，除了政治军事与经济问题，社会、文化及环境等涉及国际正义的问题也是研究的绝好切入点。
其次，要充分重视全球南方的历史研究，国别史与全球史都大有可为。这不仅是学科本位意识使然，更是确保区域国别研究全面性与客观性的必然。回望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不应否认自上而下的旨趣具有突出且直接的影响力，这种影响要以夯实基础研究为前提，特别是对于体量庞大的亚非拉国家。就国别史而言，只有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有足够具体准确的了解，才能形成一种可靠的比较研究，最终精准服务于国家与不同对象间的交往。对全球史来说，只有清楚全球南方共享互动的历史，才能增强不同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才有助于塑造多边协作的必要性与合法性，才能抗衡部分西方学者以内部差异大以及缺乏深度为由分化南方国家。[１９]因为如果中国不引导或不参与“全球南方”范畴下的国际论辩与历史研究，则其他大国就可能完全主导相关话语及历史叙事，造成未来中国话语的孤立性或另类性。
第三，研究理论与方法上要重新梳理左翼理论的资源。尽管区域国别研究存在各种出色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大国有相当成熟的理论体系，但是在以南方国家为重要出发点的学术研究谱系中，左翼理论的价值还是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种种问题反噬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马克思本人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讨论，还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而派生的诸多理论，如世界体系理论、庶民理论、东方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全球发展不平衡性的根源，同时发掘各种研究对象尤其是南方国家的历史能动性。近年来就有学者指出，如同人群一样，不同政治实体在面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时也有不同的“生存潜力”（living potential），这值得具体的历史比较研究。[２０]当然，这最终还是指向我们如何建立一种自主的全球南方研究话语体系，包括如何符合学理地阐述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经验。对此著名历史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在《全球南方研究》2007年创刊号中已经有所提醒。他在讨论全球南方的困境与希望时，借用了“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一词，总结了全球南方国家谋求发展的核心挑战——在不脱钩的情况下既追求自主的发展道路，同时规避内部严重失衡的问题。[２１]
总而言之，“一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衰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其发展程度也与该国综合国力有明显的相关关系。”[２２]但它能否成为一种真正助力中国对外关系健康发展，同时可以引发国际学界重视的学术，世界观的塑造问题至关重要。在此需要特别警醒的是，在应用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需求增多的趋势下，学术共同体建设原本就比较薄弱的亚非拉历史研究可能出现进一步分化。为了争取资源，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会更多投向现状研究和对策研究。从个人专业规划的角度看这无可厚非，但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不利于有关全球南方的高质量的基础性学术研究。未来的区域国别研究非常考验世界史尤其是亚非拉史研究者的学术定力。
[１]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及理论构建基础，可参见牛可：《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 “原理”的思考》，《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任晓：《再论国别区域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汪诗明：《国别史研究的新范式：知识谱系、区域视角与时代意识》，《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陈杰、骆雪娟：《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学科构建：反思与建议》，《外语学刊》 2022年第4期。
[２]学者大多认为历史学与国际政治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但也有学者认为外语才是最基础的支撑学科。这种论断的前提或许在于首先要确定外语究竟是认识外部世界的基础，还是作为一种“学术”的基础。汪诗明：《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区域国别学语境下的考察》，《学术界》2023年第2期；王启龙：《区域国别学十问》，《外语教学》2023年第2期。
[３] Ken Funk, “What is a Worldview?”，https://web.engr.oregonstate.edu/~funkk/Personal/worldview.html，2023年11月1日。
[４] 世界史学科尤其如此，一个特别醒目的案例可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历史学科分类代码。
[５] 钱乘旦：《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问题》，《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
[６] 钱乘旦：《“世界史”的理论、方法和内容》，《光明日报》2015年1月10日第11版。
[７] 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８]牛军凯：《问道亚细亚：中山大学亚洲史研究学科史》，《亚洲史研究》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
23年。
[９]参见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
[１０]参见[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5-6页。
[１１] 关于这一国别史丛书策划的详细背景仍有待考订，参与单位与成果出版状况可参见：“《国别史》简介”，https://book.douban.com/series/22982。
[１２] Carl E. Pletsch,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3, no.4, 1981, p.569.
[１３]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年第4期。
[１４] Nour Dados and Raewyn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vol.11, no.1, pp.12-13.
[１５] 刘德斌、李东琪：《“全球南方”研究的兴起及其重要意义》，《思想理论战线》2023年第1期。
[１６] 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61 页。
[１７] Gavin Williams, “The Brandt Repor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no.19, 1980, p.77.
[１８]需要指出，也有学者认为不必过多在意“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参见江时学：《如何认识“全球南方”？》，光明网·学术频道，2023年10月11日。https://www.gmw.cn/xueshu/2023-10/11/content_36885439.htm，2023年11月30日。
[１９] Stewart Patrick, Alexandra Huggins, “The Term ‘Global South’ Is Surging. It Should Be Retired”, Commentary of Carnegie 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ugust 15, 2023.
[２０] Lucia Pradella, “Marx and the Global South: Connecting History and Value Theory”, Sociology, vol.51, no.1, 2017, p.146.
[２１] Arif Dirlik, “Global South: Predicament and Promise”, The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07, pp.17-18.
[２２] 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