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中国南海研究院 发布时间：
2024年01月23日 |
2023年12月21日，中国南海研究院和海南省社科联（社科院）联合主办了主题为“中国-东盟蓝色合作：迈向共同发展繁荣发展”的“中国（海南）-东盟智库论坛（2023）”，来自东盟及国内高校和智库的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现状与展望”“‘蓝色引擎’：发展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蓝色经济”“构建南海区域海洋公共服务网络：思路、路径与优先领域”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特将会议观点综述如下：
一、以“三大倡议”引领中国-东盟蓝色合作
华侨大学副校长林宏宇以中国国际安全环境的视角，分析了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三个趋向：“全球非西方”将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新型全球化”将成为影响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博弈走向最为重要的动因；以“一带一路”为主体，以金砖合作和上合组织为两翼的组合将成为未来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有利选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认为当前区域内地缘政治挑战逐渐增强，为阻止地缘政治因素干扰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发展，建议建立四道防火墙。一是政治防火墙，要捍卫东盟中心地位。当前，由于美国对东盟国家分而治之，拉拢盟友遏制中国，维护东盟内外政策团结一致，捍卫东盟中心地位成为重大的挑战。二是安全防火墙，尽快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架构。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是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架构的重要环节。在高标准“准则”难以达成的情况下，可以分步骤先达成一个1.0版、再到2.0版，不断向前发展，由易到难，以此建立和积累各方的信心。三是经济防火墙，确保经济合作的开放性。希望美国、日本等各方都能参与进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框架，任何开放的经贸安排都应该欢迎。四是文明防火墙，探索文明共存道路。美国认为中国是异文明的威胁，这是其对华竞争的原因之一。习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东盟本身就具备多文明共存的成功经验，中国与东盟应该在文明互鉴方面多加合作。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认为，当今世界新的全球化正在代替过去的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化，中国和东盟在新全球化道路中的进程不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主动构建新的全球化格局，顺应全球治理变局，具有战略意义。但是东盟还没有为新的全球化做好准备，处于传统全球化转型和新全球化中的徘徊。欧阳康建议，东盟无论是整体还是各国都可与中国在三个重点领域和问题上的合作，一是区域安全问题。区域安全必须由东盟所有国家维护，比如针对日本核污水排放、美国军事力量进驻等。东盟应该强化共同安全观念，共同应对。二是区域发展问题。未来东盟经济需要现代科技的引领，实现向产业链高端迈进。三是文明问题。无论东盟内部加强文明交流融合，还是中国和东盟加强文明互鉴都非常重要。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刘兴华认为蓝色经济应放在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中国东盟发展新趋势下看，提出中国要更加主动与东盟国家构建高效、韧性的供应链价值链体系，相向而行打造投资新高地，推动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绿色产业合作。共同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跳出对等开放的传统开放思维，加大中国对东盟单边开放。共同完善经贸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软硬基建的合作。海南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省社科院副院长张君玉建议智库应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和与东盟的合作过程中承担起新的使命，推出高质量咨政成果、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海南）-东盟海上务实领域合作。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王胜就加快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全球海洋问题治理，提出了探索中国-东盟蓝碳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中国-东盟海洋防灾减灾的相关合作；推动中国-东盟海洋环境保护的紧密合作，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建议。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认为，印尼、菲律宾这样的人口大国目前和中国的贸易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中国市场对菲律宾和东盟的产品、服务还有很大的需求空间。建议未来在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过程中，要依托海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把海洋科技、海洋环保、港口联盟、航运通道维护建设都纳入到合作框架下，共同提升发展效率。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高级研究员钟嘉滨（Kavi Chongkittavorn）提出促进东盟与中国蓝色经济合作，应解决地缘政治争端；构建蓝色经济发展的经济框架和发展环境；增强东盟和中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增强公私部门合作；支持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等。促进东盟与中国蓝色经济合作的关键领域可以包括如下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如绿色和智慧港口；海洋产业和物流业；海上清洁能源，如风能潮汐能等；可持续发展渔业等。还有一些新兴领域，包括海洋产业的碳交易；蓝色金融、债券；蓝碳；更清洁的海上物流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虹（Yu Hong）分析了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政策演变以及港口贸易、航运业的发展史，重点剖析了新加坡利用地理区位优势发展石化产业、物流产业的成功经验，聚焦新加坡如何通过建立和维持联通世界与高度开放的优势，和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来打造枢纽港、与石化和物流等相关产业的经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玲分析了企业参与自愿碳市场的原因，并提出在三个层次上完善蓝碳信用激励机制和市场建设。一是应该促进自愿碳市场与现有国家和国际碳排放的接轨市场，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碳信用市场的影响。二是加强与非国家行为者的沟通，为企业提供平台展示他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三是推动“环境、社会和治理”模式（ESG）考量基础公司治理。这可以增强企业责任并促进自愿碳市场纳入更广泛的领域可持续发展步伐。印尼帕贾查兰大学渔业和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亚历山大·卡恩（Alexander Khan）分析了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IUU）捕捞活动对印尼渔业尤其是印尼金枪鱼渔业发展的严重影响。提出从政府层面应加强对IUU捕鱼的监控与处罚，利益相关方联合应对，利用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一起应对IUU捕鱼。菲律宾亚洲世纪战略研究所副主席安娜·马琳达·乌伊（Anna Malindog-Uy）阐述了在中菲合作中发展可持续、有弹性和抑制性的蓝色经济的战略要务，一是解决海洋环境面临的挑战，提出可持续的海洋实践、清洁技术的应用。二是公平分配海洋资源、透明治理和遏制性政策以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性。三是建立有弹性的蓝色经济——一种通过联合研究、共享知识和能够承受环境变化的基础设施来强化的蓝色经济。最后呼吁集体采取行动，保护、保存海洋并促进海洋对蓝色经济的提升作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世杰分析了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提出中国与东盟应合作探索建立蓝色经济国际标准，扎实推动RCEP多边经贸合作机制，简化海关程序、打破贸易壁垒及降低关税等；推动中国-东盟海洋旅游业发展；促进海洋市场良性竞争和持续发展；加强在海洋渔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并提出了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中国-东盟共建蓝色产业链，海水淡化、海洋能源等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渔业种业、海产品交易平台；国际邮轮旅游合作、国际航运服务领域合作等。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小年认为邮轮产业将是中国-东盟海上合作中一个重要的切口，建议海南成立邮轮旅游的专业智库、出台中国邮轮旅游蓝皮书、建立邮轮旅游决策专项小组，并号召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海上无目的地旅游建设、邮轮建造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何东妮从制度型开放的角度提出了推进南海区域海洋公共服务网络建设的初步想法。一是在逆全球化兴起、地缘政治剧变、世界经济严重分化的背景下，中国可把发起和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作为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大任务，以此推动实现中国与东盟之间更高水平的经济一体化。建议把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作为推动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走深走实的重要载体和抓手。二是把建设南海区域海洋公共服务网络作为务实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的重大保障性工程。三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协调联动，找准东盟国家重点关切的领域，务实推进南海区域海洋公共服务网络建设。四是重视企业、专业机构、高校智库、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南海区域海洋公共服务网络建设。三、以南海“小切口、低敏感”领域合作助推中国-东盟蓝色合作发展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士存主张把落实DOC和推动COC磋商放在同等位置上予以重视；号召在“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框架下成立名人专家小组，为落实DOC和COC磋商提供智力支撑。提出以商签“南海环保公约”等“小切口”的合作路径以突破COC磋商僵局。印尼前驻美大使苏曼迪（Soemadi Brotodiningrat）指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在中国-东盟伙伴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蓝色经济在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南海的战略重要性及其仍旧存在的负面要素，例如环境问题和海盗打击问题等，应该引起东盟国家的注意，东盟与中国在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框架中开展具体合作至关重要。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胡逸山（Oh Ei Sun）提出，南海周边国家应该暂时搁置分歧，在南海设立合作开发基金。为了妥善处理相对敏感的主权问题，有关各方可以安排其各自的半政府甚至非政府金融机构参与这支基金，根据自身能力为基金提供资金。同时，寻求该基金贷款或投资的南海周边国家及其相关发展项目需要根据自身经济或财务状况，而非政治和外交的权宜之计进行判断决策。菲律宾新时代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隆梅尔·班乐义（Rommel Banlaoi）号召建立南海公共服务网络，建议对当前南海民用设施进行盘点，区分民用和军用设施，在此基础上确定哪些设施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并和南海各方形成一份关于可供使用的设施清单，然后明确利益相关方，谁在何种情况下可提供和使用公共服务，最后要把民用设施开放给民众使用的情形具体化，譬如存在激烈对抗的情况如何使用公共设施，需要建立区域性的规则，COC的谈判中也可以包括这样的规则。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董事、高级研究员本恩·纳戈拉（Bunn Nagara）认为南海地区国家分享的机遇仍然因领土争端而受到损害。虽然解决争议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采取更紧急的行动来解决各种海上突发事件和不利事件。建议建立一个“一轨+”的对话模式，对一些问题以非对立的方式进行探讨，譬如海洋科考，商业航运（商业进出口服务、渔业、海上观光服务）。还建议建立一些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公共服务，譬如人道主义救援、救灾等，充分利用各国的基础资源，为南海各国带来真正的经济收益。台湾政治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复国认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成为未来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发展的重点。为了更好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东盟和中国应该探索建立共同的渔业资源管理和保护机制，并以此解决南海问题各争端方之间的渔业纠纷。同时，应该欢迎包括域外国家、国际组织在内的各相关方参与南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东盟和中国还可以讨论建立“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作为合作平台。未来，双边还将在海洋基础设施、渔业生产加工业、海洋生物科技、海洋旅游、海洋服务业和人力资源实现更大的合作。为了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中国和东盟应该准备更充分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东盟与中国间将建立更完善的海洋产业价值链。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也有助于缓解区域内海洋争端，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达成。中国南海研究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所所长林勇新认为，南海海底电缆铺设和保护等可以成为构建南海区域海洋公共服务网络的一个“切口”，将为海洋公共服务提供数字化、智慧化产品，提升南海区域公共服务的效能，进而促进南海和平与稳定。林勇新建议，一是加大区域内海底电缆铺设和布局的规划对接和协调。二是探索建立南海区域海底电缆保护机制。可借鉴马六甲海峡海底电缆保护的区域合作机制，将海底电缆保护纳入南海区域低敏感合作的优先领域，包括探索建立电缆保护特殊区域等合作机制。三是加大资金等要素保障。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资金杠杆作用，推动设立陆海相连的信息基础设施专项基金，推动南海地区海底电缆的布局和保护机制走深走实。（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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