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王琛发教授便指出当下学术研究中的话语权问题。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华人社会研究的马来西亚华人学者，他指出，自己既是一名研究者，又是与被研究对象同在。然而，他会更敏锐地感受到，被研究对象的话语是如何会常常被淹没在研究者的历史书写之中。他还强调，在西方学术界，华侨史常用两个关键概念——将历代连续居住在南海诸邦的华人先民视为区域外来移民或者离散族群，对照古代和近代南海各种文献，不太符合中国语境，很多研究者甚至连“侨”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厘清，但却明显面对着不断根据不同的西方语境定义“侨”的意义。这其中的苦恼，包括中国近年在拟定的“华侨法”，也被一些西方评论视为是针对他国华裔公民的“离散法“，造成境外中华儿女首当其冲，带出没必要困感。他说，百年来“华侨”中文字不变，对应的西方词汇一变再变，这反映出，结合先民留下的历史文献、从学术史理解西方包括使用词汇在内的对华话语何以一变再变、倾听被研究者的声音、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至关重要。

王琛发教授认为，华人华侨的历史是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与统一性传承，内蕴包容性与和平性的有力例证。与西方移民圈占土地不同，华人自古依赖季候风与船舶技术播迁海丝沿线，有按照风季长期居留各地的特征。宋朝《云麓漫钞》引福建市舶司，舶船前往南海诸邦，都是“候南风则回”；而不论宋《诸藩志》前后的汉语、阿拉伯语文献，乃至西人地图，都记录过这些每年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聚落，通过长期参与南海生存共同体，以共同开发资源、促进各地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互鉴，与当地居民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随着技术愈发达，航行时间越短，船和人去的更多，在各地开发资源的居留时间也愈长，也就出现愈多拥有各种行业的地方聚落。华人男性为着当地家业，通常娶当地女性为妻，而这些妻儿又常有来往乃至定居闽粤，构成许多宗族社里的历代祖妣，实现了自三国史志可见的文明交流互鉴，各地社会多元一体。

在他看来，南洋的华人格外重视教育，各地社会生活也是有组织的通过多种纽带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保存了下来。英殖立场的《槟榔屿开辟史》记载，彼等上岸占领之际，到1794年统计先前已在当地和邻近形成海域社会的华人情况，发现“华人最堪重视，男女老幼约计三千人。……随所在皆有师傅教诲儿童，亦有遣送男儿回国求学者”。

王琛发也提及各地华人聚落能依靠一本族谱，记录印证跨海一体的社会，把各处的人事和资源连接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家庭/宗族。这也取决于热带生态的木材，本是中国造船原料。他引用中、荷、暹罗和文莱材料，说明这些地区不论有否遇上明清海禁，华人先民集体主义实施农矿开发的“公司”，以及其社会承载支持的私商资本，都在造船。1844英官员曾以报告印证过1812年前人说法，说婆罗洲集体矿区每人一年寄送30余克黄金给在华亲人，每个回华者可能带10斤以上黄金。为了开矿，砍伐的树木可以造船，上岸时又把船卖掉分钱。但由于这数万众都是走私，没在府县志记录，尚幸西人留下记录。

王琛发说，我们应有的问题意识是，思考为何西人殖民总是后来者，而华人先到者家人后人在当地继承家业事业就是被引进的外来移民？而且，当殖民者总要废掉我们运作和维持开发区的“公司”制度，我们中文界一些人，也总看不到先民尝试过有组织有经典传承的集体制，有其他民族参与，曾高度自治，反而跟着西方的标签讨论匪乱、会党、文盲、流民等。

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王琛发教授始终保持着澎湃的热情，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演讲结束后，他仍耐心地解答了与会科研人员的多个提问，回应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等问题。一问一答之间又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